春節剛過，兩位省部級高官——海南省副省長冀文林、陜西省政協副主席祝作利相繼落馬。與此相伴的一系列反腐動作：東莞掃黃劍指執法瀆職腐敗，四川黑老大劉漢案正深挖背后“保護傘”，中央紀委第二輪巡視6個組5個查出腐敗……中國網的調查數據顯示，反腐成為最受網民關注的兩會議題。
腐敗是當今世界政治生態中的共同毒瘤。用法治的標準衡量，一個國家反腐的成功與否，不在于刑事執法具體抓了多少貪官，也不在于用嚴酷的死刑震懾住多少潛在的貪腐分子，而應當在于是否遵循這樣一種反腐邏輯：任何人，無論你職位多高、權力多大，都會在制度上被視為濫用權力的“危險分子”，受到法律的嚴格約束，一旦出現權力腐敗就必然會身敗名裂。
黨的十八大以來，已有20多位省部級官員被查，表明中國正以實際行動顯示從嚴治黨、從嚴治吏的決心。但是，省部級高官的相繼落馬，讓公眾在感受中央力行反腐決心的同時，也產生一種心理上的疑慮和猜想：是否反腐的層級止步于此?其背后可能受到的阻力究竟有多大?這場形同風暴式的反腐究竟能夠持續多久?應該說，薄熙來案件的審判，某種程度上打破了“刑不上大夫”的“神話”。但私底下，不少人依然對這場史無前例的反腐表示擔憂。因此可以預料，2014年是中央反腐最關鍵的一年，反腐所觸及的利益阻力勢必出現強勁的反彈。
破解那些看不見的阻力，關鍵正在于通過更大的反腐動作來凝聚民心。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，這是老百姓對法律公平性的最樸實表達，也是民間社會對法律馴服特權的恒久期待。中國是個有著悠久帝王傳統的國度，法律雖然極其發達，但主要都是用來控制老百姓的。皇帝高于法律造就了千百年來的人治模式，也陷入了“其興也勃焉，其亡也忽焉”的統治怪圈。中國共產黨執政以后，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，毫不猶豫地選擇法治，就是為了走出歷史的周期律，以法治整肅吏治清明。而在邁向法治中國的過程中，最大的難點就是如何將權力置于法律之下。因為真正意義上的法治，不是體現在絕大多數人與法律的關系上，而是發端于個別人與法律的關系上。如果不能對掌權者尤其是最高權力者進行有效的法律約束，一旦人性的墮落造成公權力的濫用，往往導致政治黑暗、經濟倒退、社會動蕩、民不聊生。
所以，抵達法治的關鍵在于：無論多么高的權力，都處在法治的規制之下。我們判斷法治水平的一個重要標準，便是最高權力者是否服從法律，是否在違法后會受到與常人一樣的追究。凡存在超越法律之上或之外的權力，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現代法治。為此，《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》明確規定：“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”，“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”，“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，必須予以追究”。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深化改革決定重申：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，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法律的特權，一切違反憲法法律的行為都必須予以追究。
在法治的視野下，反腐的目的就是矯治那些失去控制的權力，將行使權力的人強制到法律的責任追究軌道。一切腐敗都是權力的腐敗，那些職位越高的人，權力越大的人，腐敗的風險與危害也越大，但也越難進入法律的強制當中。位高權重的腐敗者，總是會營造出復雜的官場和政經生態，涉及深度的政商糾葛和權力尋租，甚至傾心于打造私人利益的官場集團和小圈子。如果權力爛在“根子”上，下游的反腐即便抓住更多的官員，也很難說在實質上將特權關進了制度的籠子里。
認識到這一點，我們不難發覺十八大之后中央頻出反腐新政的真正亮點。“老虎蒼蠅一起打”以來，席卷全年的反腐風暴絲毫沒有停頓，反而呈現出“有腐必查”的常態化趨勢。反腐不能“敲山震虎”，而必須“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”，通過持久的反腐耐力，塑造公眾的信賴和官員的用權習慣，為反腐法治化贏得時間。
